4月2日,北京大屯的家中,作家、導演徐星展示文革時期“現行反革命”犯人登記表的複印件。歷時三年多的尋找、拍攝、剪輯,這臺電腦幫徐星完成了135分鐘的紀錄片《罪行摘要》。
  ■ 對話動機
  作家徐星變成了導演徐星。
  22張37年前的“犯人登記表”讓徐星拿起了攝像機。去記錄文革中農民的烙印。
  尋找用了一整年,拍攝一年多,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。135分鐘的紀錄片,裡面的14張面孔,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,時隔50年,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“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。”
  而他們的罪名,在當年被冠之以“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”、“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”、“吹捧劉少奇”等。
  在杭州放映會的展板上,印著徐星的一句話,“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,不再生活在謊言中,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”。
  ■ 人物簡介
  徐星
  58歲,作家、紀錄片導演,曾為北京全聚德烤鴨店服務員、清潔工。1985年發表中篇小說《無主題變奏》,被稱為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作品之一。近年來獨立拍攝紀錄片,作品有《我的文革編年史》、《崖畔上畫下你眉眼》等。
  今年,徐星完成了最新紀錄片《罪行摘要》,講述文革期間浙江地區十餘個“現行反革命”農民因言獲罪的故事。
  衝動
  這裡有命運的必然性
  新京報:你為什麼想到拍成紀錄片?
  徐星:看到那些登記表後就被它吸引,當時特別衝動,覺得應第一時間就去找這些人。
  新京報:登記表上的什麼內容吸引你?
  徐星:那是22張1977年的“犯人登記表”。已經發黃的登記表背面,一張張人臉與油墨混在一起,透過紙張都可以看得清楚。2010年,我在畫家朋友家發現了它們:早已變成了臨摹人物的草稿。這些人都是農民,這是命運的東西。
  新京報:為何上升到“命運”的高度?
  徐星:這是歷史態度問題,到今天還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,我經歷過那個時代,那時只要出門去找,大街小巷,準能找到打人的,準能聽到皮帶抽到人身上那個特殊的聲音,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兒,終生難忘。
  新京報:經歷過文革,看到登記表,拍成紀錄片,這就是命里的必然?
  徐星:80年代末我出國後,發現很多書和資料是我從沒接觸過的東西,再對照我從小長大的環境,受的這些教育,我覺得自己受到了欺騙,我覺得必然性是在這兒。
  新京報:當初為什麼想拍成紀錄片,有沒有想過寫成小說?
  徐星:有想過,寫小說可能會有點兒難,但可能會有本書,“nonfiction”,非虛構寫作。這個得等一等,在我有體力時,時間還是應該用來去拍,使勁兒拍。寫靠一支筆一張紙就行了,但是拍的話,要是不趕快去做,這些老人就沒了,特別可惜。
  尋找
  “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”
  新京報:時隔多年,單靠這些表格,你是怎麼找到這些當事人的?
  徐星:到處問,大的地方沒變,但具體到鄉、生產隊這些地址都變了,以前都是意識形態色彩很重的地名,比如紅旗什麼的。我先問歲數大的人,以前紅旗那個地兒在哪兒,再去找人,反正在農村,都還知道。
  新京報:最後找到了多少人?
  徐星:我拿到了22個“現行反革命”的資料,有些人是一八九幾年出生的,可能不在人世了。初步篩選了15個人作為採訪對象,有的人後來沒找到,有的不願意接受採訪,最後選了12個。另外有個叫胡俊錄的老人,還有兩個同案犯不在名單里,但我也採訪了,所以片子里實際出現的是14人。
  新京報:他們的“反革命罪行”主要是哪些?
  徐星:片子里的人當年的罪名看起來很可笑,比如“寫反革命信件”、“吹捧劉少奇”、“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像”等等。當時,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。
  新京報:最重的判了多少年?
  徐星:一個叫林品新的人對文革有疑問,寫了封信,就為了一封信,判了20年,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;當事人周明夫,罪名是“用氣槍污衊偉大領袖畫像”。當時生產隊有一桿民兵訓練用的氣槍,槍把已經漚爛了,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,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。房間里就三個人,他知道誰舉報的,但他不說。
  新京報:找到他們時,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?
  徐星: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。他們中,當年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。這十幾個人里,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。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,還種地、挑紅薯,住著風雨飄搖的木房子,連窗戶都沒有。
  新京報:他們在回憶時,用得最多的詞是什麼?
  徐星:“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”,這八個字,幾乎每個人都說過。
  感受
  50年,恐懼還在心裡
  新京報:他們為什麼願意對著你的鏡頭回憶這些?
  徐星:我自己就是底層的人,無車、無房、無工作、無保險,很容易和他們親近。
  另外,我是第一個專門去和他們聊文革的人。他們可能一輩子都沒和別人說起過,有的是自己都沒想過。有的也可能是沒人可說。
  新京報:採訪中,面對那些老人,你哭過嗎?
  徐星:哭過,但我要剋制自己,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緒感染他們,影響他們。我沒有嚎啕大哭,眼眶濕了。那是當我拍完,拿著機器往回走,離開他們的時候。
  新京報:是什麼讓你眼眶濕了?
  徐星:哭是因為我覺得好多人的恐懼到今天還有,這已不能用可憐來形容了,這是多大的悲劇?50年了,心裡的恐懼到底是哪兒來的?為什麼讓它持續到今天?
  新京報:揮之不去的恐懼註定會影響他們的生活。
  徐星:有個徐興林,當年被朋友告發,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。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,他一直不敢交朋友,他家離縣城很近,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。
  除了恐懼,還有控訴。談到政治兩個字時,徐興林說,“你要是說我偷東西,你拿出證據來,政治這東西,說你是你就是。”到今天他還這麼想。
  思考
  沒人關註文革中的農民
  新京報:紀錄片出來後,他們的生活有什麼改善嗎?
  徐星:我覺得沒有,他們還是在農村裡生活,能有什麼改善呢?
  片子在他們村子里放映時,當年迫害他們的人也去看了。我嘗試過採訪他們,但是沒成功。
  新京報:那受迫害者現在有什麼訴求嗎?浙江放映會上,我知道他們還在提補償的事?
  徐星:他們出來之後沒有得到補償,就抱怨為什麼工人、知識分子都有補償,就我們農民沒有?其實越沒有反抗能力的人,承受的壓力最大。西方有句諺語,窮人的稅是最高的。
  新京報:農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?
  徐星:對,大部分相關的紀錄片都是拍知識分子、官員,我沒見過有拍農民的。我確實覺得文革研究在農民這塊兒有巨大缺陷。
  我很同情這些最底層的人,你沒辦法用現今“正能量”的這套價值觀來影響他們,他們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。
  新京報:片子里翁志渝說自己聽到一邊在放“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”,另一邊在放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”,他懷疑這是個人崇拜。像他這樣的人,在當時農村算是少數的獨立思想者吧?
  徐星:對,他們都上過學,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,比如翁志渝上過初中。他一直強調他看報紙,他什麼事兒都知道,比如中蘇關係破裂了,九評什麼的,都是從報紙上看的。
  他們有中國傳統文化里的“士”的影子,這可能是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,儘管走樣了,但他們是有所繼承的。
  意義
  我確實在做一件大事
  新京報:從鏡頭裡看,你是單槍匹馬去拍攝的?
  徐星:就我自己,當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,但如果雇個助手,我可能都不夠付人家薪水的。
  新京報:拍這部片總共花了多少錢?
  徐星:拍了三年,共花了18萬多,沒細算過,有一部分錢是朋友贊助的。
  新京報:拍紀錄片時想過要靠它賺錢嗎?
  徐星:拍這些紀錄片從來就沒有過盈利,也不可能有。我省吃儉用,當然溫飽得有,穿衣服不能露著屁股,得有飯吃。我不太買什麼東西,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煙。
  新京報:拍攝中最困難、最累的時候是什麼樣的?
  徐星:最大的困難就是沒錢,最累時,江南很潮濕,我住的都是小旅館,連出租車都不敢叫,就坐農民的摩托車,在後面加個斗篷,兩根桿子撐著,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,翻山越嶺,還得背著40多斤重的器材。
  新京報:在最疲憊的時候你都想些什麼?
  徐星:我就想,這不是國家該做的事情嗎?為什麼不做這些對歷史、後代有交代的事?既然他們不做,那就由我一個老頭來做。我覺得我確實在做一件大事,一件很值得我驕傲的事,現在讓我死了我也值了。
  新京報:你覺得做這件大事的意義在哪裡?
  徐星:我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,我不是為瞭解釋災難的概念,我是要拍人,我要講人的故事。攝像提供了新的記錄歷史的可能,更有力量感。過去歷史都是由專門的“史官”記錄的,攝像讓普通人也能記錄歷史,我現在記錄下的這些,100年後可能就是正史了。意義就在這裡。
  新京報:現在有人稱你是作家導演,你覺得這會讓你有成就感嗎?
  徐星:這些頭銜我完全就不在乎了,沒時間想那些事兒。出多大的名兒對我沒有吸引力,構不成任何驅動力。如果為了名我沒必要做這事,就享受那個《無主題變奏》就可以了,那個也進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,也在大學文科的教材里。現在我就完全由著自己,憑著衝動去幹事。幹完之後,能得到朋友的認可,我就挺滿足的。
  A18-A19版/新京報記者 胡涵 北京報道
  A18-A19版攝影/新京報記者 高瑋  (原標題:徐星 把文革中的農民記入歷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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